人民公社设立与取消的历史时刻

人民公社设立和取消时间

人民公社，这一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其设立与取消的时间节点，不仅标志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也深刻反映了中国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曲折历程。

人民公社的设立，可以追溯到1958年。这一年，中国农村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推进，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纷纷合并为大社，以适应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1958年7月1日，随着《红旗》杂志第3期刊登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明确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概念正式浮出水面。这篇文章被视为人民公社制度在报刊上的首次提出。

紧接着，主席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对人民公社这一名字表示赞赏，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这一表态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地纷纷效仿，掀起了创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正式推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全面展开。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的设立，初衷是为了集中力量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粮食的快速增产。同时，人民公社也承载着中国我党对理想社会主义的追求，希望通过高度集中的公有制形式，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然而，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际推进过程中，由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

面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中国我党开始逐步纠正错误。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主席和中共中央开始调整农村政策，强调要保护农民的利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1年，主席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工作中的矛盾，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尽管人民公社制度在初期遇到了诸多困难和挑战，但它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体制中仍然占据了重要地位。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负责全社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以及工农商学兵等各方面的工作。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人民公社时期打下的工业化基础和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也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过分单一的公有制形式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村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中国我党开始探索农村体制改革的新路径。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创新举措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标志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开始解体。1982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要建立乡政府，实现政社分开。同年，中共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1984年底前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到1984年底，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人民公社在体制上和功能上已经名存实亡。

人民公社的取消，是中国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它标志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公有制向更加灵活多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人民公社的取消也反映了中国我党在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下，勇于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

回顾人民公社的设立与取消历程，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任何社会制度的变革都必须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它的兴衰成败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社会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